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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某些人自己的工作做不好,還總想著幫別人?

評論 評論 2018/09/23

  

丟下自己的事,去幫助別人 

通常而言,我們都喜歡贊美那些樂于助人的人,認為他們品德高尚,但有一本社會學經典著作,叫《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作者埃里克·霍弗并不這么看。 

作者以他一個同事為例,這個人工作能力很差,導致別人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工作,但奇怪的是,別人越是不喜歡他,他卻越是喜歡幫助別人。

更離譜的是,他總是自己的工作不好好做,一心想著幫助別人。

通過這件有點極端的案例,作者洞察到了一個“樂于助人”的心理:如果你因為能力差而工作每每出錯,別人會看不起你;但如果是你在幫別人,再笨手笨腳,別人就沒法不尊重你。

這個觀察解決了我多年前的一個困惑:我有一個手下,常常被我罵,他總是自己的事不好好做,別人一請他幫個忙,就屁顛屁顛地跟別人跑了。其實潛意識里他在向我抗議:你說我不行,為啥別人就當我是個寶呢?

作者繼續觀察后發現,那些“社會事務熱心者”有一個規律:只有發現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時,他才會丟下自己的事,去幫助別人。(請注意,作者說的是“丟下自己的事”,如果只是像比爾蓋茨、巴菲特那樣出錢做慈善,自己仍然忙自己的事,當然不算。)

作者還對樂于助人的“行為動機”進行了反思:

熱烈相信我們對別人負有神圣義務,往往是我們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經的木筏的方法。我們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實則是在拯救自己。……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

上周,我在《為什么“條理性”強的人,智商測出來反而低?》中分析了為什么“智商與性格中的開放性正相關,又與條理性、道德感負相關”,但在這45種性格子維度中,與智商負相關程度最高的,卻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性格維度:關愛他人、助人為樂(nurturance)。

先來看一看這個性格維度相關描述:

有一顆容易被別人打動的心;

幫助別人不怕麻煩;

為他人著想,愿意為他人做點兒什么;

習慣取悅他人;

于是,我想到了《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因為作者無意中給“樂于助人與智商負相關”一個“合理”的解釋——失意者用幫助他人來擺脫“失落感”。

當然,這只是一個作家的個人觀察,關于人類“利他”行為,有沒有更多研究呢?

隱藏在經濟學中的“惡魔” 

把人的“自私”行為,當成研究的基石的,那就是經濟學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幾乎都在為人類的“自私”行為辯護:

我們期望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仁慈,而是訴諸他們的自利心。

于是,有人開始研究,學經濟的人會不會更自私?

果然,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Y Bauman和E Rose調取了華盛頓大學的8000多名學生的對社會項目捐贈的管理數據,并與他們所選修的課程進行對照,發現經濟系的學生捐款數量明顯少于其他專業的學生。

除了現實數據之外,還有一些實驗也得出類似的結果,比如讓學生想象店家多找了自己100塊錢,經濟系的學生選擇返還的概率更低。(Frank,Gilovich和Regan,1993)(請別急著下結論,此實驗還有后續彩蛋)。

是經濟系的學生本身就比較自私?還是這個專業賦予他們不一樣的思維方式?

大部分研究就認為是后者,是經濟學把人給“教壞了”。捐款數據與選修課程的聯系發現,如果高中已經選修過經濟學的課程,捐款概率一開始就會很低,而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在選修了經濟學課程后,捐款概率也會明顯降低。 

到底經濟學在我們的大腦植入了什么“邪惡”的理論?研究者繼續深挖數據后發現,學了古典經濟學(《經濟學原理》和《微觀經濟學》)的人,捐款概率會降到最低,而之后再學“非主流”的行為經濟學后,捐款概率又會升高。

而且,居然還有一個專業的捐款概率更低——工商管理專業。

“惡魔”找到了,我們來看看,古典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前者認為人是理性的,完全基于利弊進行決策。只要學經濟學原理,第一課總是從“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開始講起;而后者認為人最多是“有限理性”,常常會做出不明智的選擇,所以天底下“免費的午餐”還真不少。

因為相信“理性人”,學習古典經濟學之后,你會更在意行為的“有效性”而非“正義性”,這就導致了經濟學家們常常發表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

會不會跟這一點有關?  

別跟我要錢,到圖書館讀書去 

《鐵嘴銅牙紀曉嵐》里有一個情節,和坤奉旨賑濟災民,居然往粥里摻沙子和樹皮,這個做法卻有一個非常“經濟學”的解釋:為了防止“搭便車”行為——摻了沙子,蹭吃的人就不會來了,而真正的災民為了活下去根本不會在意。

朝廷賑災,動機還是怕災民鬧事,但客觀上救了人,粥里摻沙子,本質上還是錢不夠(或有人貪污),但客觀上起到了“賑災效果”——只要餓不死人就行。這些都屬于行為的“有效性”而非“正義性”。

 前面說過,學工商管理的學生,捐款概率更低。事實上,喜歡大手筆捐款的企業家,在乎的不是幫助了幾個人,而是“捐款使用效率”。 

洛克菲勒晚年在全世界大手筆捐贈,其中最大的一筆,他想用于中國的醫療事業,還親自派兒子來中國考察。兒子一開始建議他多建一些醫院,以救助更多的人,但洛克菲勒最后的選擇是只建一所全球頂級水平的醫院,給中國立一個標桿,但這個醫院也只是為他真正的目的服務——

“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歐洲、美洲同樣好的醫學院,具有優秀的教師隊伍,裝備優良的實驗室,高水平的教學醫院和護士學校”。

這就是協和醫院、協和醫學院。

另一個大手筆做慈善的企業家卡耐基,喜歡建圖書館,他的目標是讓那些既勤奮又聰明的人不會因為貧窮而失去機會,所以他常說:

別跟我要錢,到圖書館讀書去——那兒就是我給你們的機會。

智商超人的王爾德有云:“愚人創造了這個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所以“智商與樂于助人負相關”的邏輯,很可能是因為高智商者傾向于認為人一定會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比如舞弊、欺騙),故而很容易不相信他人。他們又非常追求行為的“有效性”,故而對“樂于助人”的行為非常謹慎。

再聯系到前面《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作者的觀點,這些高智商者在通過對“樂于助人者”行為的觀察,很容易發現這些人內心的某些動機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地那么美好。

當然,我在上一篇中說了,智商與性格只是“弱相關”,只要“高智商者中有這樣想法的人”的比例比“正常人中持類似觀點者”的比例,高十幾個百分點,就足以讓結果呈現“負相關性”。所以千萬別在留言里再說“我認識一個人,他才不是這樣,他……”,這是統計,不是推理。

言歸正傳,事實上,任何一種觀點理論發展到極致,就容易引發反思,“古典經濟學”也不例外。 

為理性滲一把沙子 

現在有人研究了洛克菲勒考察中國醫療現狀的報告后認為,做慈善只是表面,他真正想要的,是改變中國人對西醫看法。 

這種看法未必沒有道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有一個著名的“慈善關鍵拐點”論,意思是說:

根除某種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種不良社會現象的原因,或者播種一種“有生命力”的觀點,一種產生變革的能量。

聽上去,跟“粥里摻沙子”很接近了——傷自尊咧。

知乎上關于“粥里摻沙子”的討論中,有人講了一個家鄉發生過的悲慘故事。

民國時,有地主逢災也施粥,一樣會在粥里摻沙子樹皮。解放后的“土改”中,這個地主被當成“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地主惡霸”被鎮壓了,其中一條罪名就是在“粥里摻沙子”給貧下中農,最痛恨他的,反而是當年那些喝下“救命粥”的災民。

從“理性人”的角度觀察,賑災的目的就是為了救人,只要做到了,就是有效果。但人真的是理性的嗎?

用摻沙子來鑒別災民與蹭飯的,是因為摻沙子沒有成本,可真是沒有成本嗎?

這個成本就是“自尊”。

“鑒別災民與蹭飯者”的成本本應該由負責賑災者支付,但“摻沙子”的方法,卻把成本轉移到災民身上,用“付出自尊”的方式承擔。

因為傳統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的,當然不會認為“維持自尊”也需要付出成本,但“行為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卻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決策并不純粹考慮利弊,“為了生存放棄自尊”反而讓自尊的成本變成“活命的成本”——這個成本非常之大。

關于“怎么做好事”的問題,古人是有智慧的,“升米恩,斗米仇”——給別人一升米,是幫助;長期給別人米,就是把人當廢物點心,剝奪了他人的自尊,純屬拉仇恨。

為人的“非理性行為”計算成本,這就是經濟學進入“行為經濟學階段”后的變化,在經濟學家看來是離經叛道,在大眾看來卻是更“人性化”了,理論也開始“感性”起來,隨之而來,大學生的捐款概率也上升了。

無論是經濟學,還是人的高智商,都應該符合人性的基本設定。于是有人重新做了那個學經濟的大學生的實驗,卻得到了一個“光明”的結論。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是為了什么?

經濟學家蒂莫西·泰勒在2014報告了一項實驗,研究者將裝滿現金的信封假裝遺失在課堂中,以觀察學生是否會拾金不昧。結果,經濟學學生歸還的比率顯著高于其他專業學生。 

好像跟前面的某個實驗結果沖突?再仔細看看不同之處,那項實驗是讓學生想象“店家多找了自己100塊錢”。

也就是說,學過的經濟學思維方式要求自己“趨利避害”,但在實際發生時,他們仍然會遵循內心的原則。

《狂熱分子》一書的作者埃里克·霍弗靠自學成才,長年從事碼頭搬運工作,在成為加州伯克利大學高級研究員后,仍未離開碼頭,養成了邊干活邊觀察邊思考邊寫作的習慣,因此他也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所以,他不會像坐在書齋里的學者一樣,對人性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可盡管看透了“群眾運動”的本質,作者并沒有看不起這些勞工,他并不是為了寫作而“深入生活”,反而是單純地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以“碼頭工人”這個身份為傲。

你可以覺得洛克菲勒做慈善是“別有用心”,但其實他在很年輕很窮的時候就開始捐贈——盡管他每周只賺5美元,也會把其中20美分送給慈善機構。

正因為他做慈善太多了,后來才意識到不能做“沒有目標沒有思想的慈善”。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下“人天生,并將永遠,是自私的動物”后,怕后世的人會誤解他,又寫了一本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把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看成最重要的人性,書中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是為了什么?

所有這些貪婪和欲望,所有這些對財富、權力和名聲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

歸根結底,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愛和認同。

從“非理性”到“理性”再回歸“有限理性”,從“追求自己的利益”,到得到“他人的愛”,他們對“人性”、對“樂于助人”,對“理性”的認知,都經歷了一個大循環,最終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了自我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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