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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格魯夫,看一下這個創造了英特爾的人

大事件 大事件 2018/09/24

在英特爾擔任了很長時間首席執行官的安德魯·格魯夫曾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時代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英特爾工作期間,他推動了半導體革命的到來,把越來越復雜的芯片用來為計算機提供運算能力,事實證明,這場革命就像早年的碳氫燃料、電力和電話一樣,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手機、數碼相機、消費電子產品、家用電器、玩具、生產制造設備,以及很多需要依靠計算功能的設備來說,英特爾的微處理器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主導英特爾存儲芯片和微處理器的實驗室研發以外,格魯夫還是一個出了名的、永遠高效率的管理者,在殘酷無情的高科技業界,公司崛起和衰落的速度令人咋舌,而格魯夫憑借其管理能力,在激勵了同僚的同時,也令對手膽寒。他的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成為了他 1996 年出版的暢銷書的標題,格魯夫在這本書中闡明了他的管理哲學。

讓格魯夫更具魅力的是他白手起家的移民故事。作為一名納粹大屠殺中的幸存者,1956 年蘇聯入侵他的祖國匈牙利時,他也活了下來。踏上美國土地的時候,他是個身無分文的小子,只會說極少量英語,還有部分聽力喪失。幾十年間,格魯夫身價達到數百萬美元。1997 年,他被《時代周刊》選為“年度人物”,原因是“他賦予了芯片令人驚嘆的運算能力和創新潛力”。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英特爾董事會長期成員大衛·約菲(David B. Yoffie)說,格魯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硅谷之父”。他說,格魯夫的影響主要來自于他關于組織實踐和組織設計的理念——不同于傳統的圍墻型辦公室結構,英特爾是非層級化、開放式、低分隔辦公空間的誕生地。

約菲說,格魯夫的職業道德、他的干勁,以及他對“創造性對抗”(creative confrontation)價值的認同,成為一代又一代硅谷創業人和高管們的管理模型樣本,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P. Jobs)等人也常常來聽詢格魯夫的意見。

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格魯夫這個一絲不茍、身形苗條、體重適中的男人也不是永遠正確。在他多年的英特爾生涯中,這位硅谷巨擘有好幾次都招來了災難。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從出乎意料的激烈競爭、失敗的英特爾產品到管理決策失誤都有。

但英特爾總是能用更強勁的姿態從每一幕插曲里走出來,這主要歸功于格魯夫總是能對災難的嚴重性有清醒的認知,并且總能設定新的發展路線。“有時候遇見的是海浪,有時候遇見的是海嘯,”他在《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一書中寫道。“在對公司中部分元素的運營方式進行改變時,如果這個改變的量級大到公司無法適應的程度,那么所有先前的預測就都會失效。”

格魯夫的管理理念造就了英特爾,這家總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Santa Clara)的公司是全球最賺錢的公司之一,從 1980 年代末直到世紀之交,其股東的平均年度回報率高達 40%。

安德魯·格魯夫(Andrew S. Grove)原名 András Gróf,于 1936 年 9 月 2 日出生于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小型乳品企業,他母親幫著管賬。孩提時代的格魯夫得過猩紅熱,并患過一次讓他幾乎失聰的耳部感染。二戰期間,他父親被占領匈牙利的德國軍隊帶走,并送去了勞改營,他在那里得過傷寒和肺炎,但都活了下來。

1991 年,格魯夫和一塊硅片,這是制造英特爾 386 微處理器工藝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年幼的格魯夫和母親一直藏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中,直到戰爭結束。在 1997 年《時代周刊》的采訪中,格魯夫回憶道,8 歲那年,他母親要他記住自己的基督教別名。他說:“她跟我解釋說這不能出錯,而且我必須忘了我的本名。”

匈牙利剛從納粹的控制下解放,共產黨的統治就接踵而來,1956 年的匈牙利起義隨后也被蘇聯軍隊鎮壓下去。在幾個同學被逮捕之后,正在學習化學的格魯夫決定逃離這個國家。在花了一整夜時間躲避蘇維埃軍隊之后,他和一個朋友越過邊境進入了奧地利。

幾周后,他登上了駛向紐約的難民船,然后他被帶到了新澤西的一間戰俘營里,一直住到他的移民文件辦理妥當。“那時候我們認為所有的宣傳都是真的,美國只是另一個乏味的極權國家,”格魯夫在 1995 年接受 《財富》雜志(Fortune)采訪時回憶起了自己對美國的第一印象。

格魯夫在幾周內就給自己改了個美國名字,并搬到了布魯克林一間小型公寓里,和他的一位姨媽和姨夫住在一起。他以一名化學工程系學生的身份上了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雖然他的英語說得很費勁,而且聽力還受損了,但他仍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了。格魯夫通過學習唇語跟上課程,然后他再回家或者在圖書館里翻譯自己的課堂筆記。他在 1960 年《紐約時報》一篇聚焦紐約市立學院優秀畢業生的專題文章里說:“我每晚都得帶著一本字典,重新過一遍白天的課程。”

1958 年,他娶了伊娃(Eva)為妻,她也是一名匈牙利難民,兩人在前一年夏天的新罕布什爾州度假區相識,當時兩人都在那里做服務生。他們搬到了加州,格魯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拿到了化學工程博士學位。他們育有兩個女兒——兩人的名字從來沒有在任何媒體上披露過,因為格魯夫堅持保護孩子們的隱私。

精力充沛的管理者

1960 年代初,格魯夫加入了當時正在起步階段的計算機科技公司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他帶領了一支研發團隊,努力尋找把晶體管嵌入硅晶片的辦法——硅是一種常見于沙子里、熱量較低的導電物質。每塊硅芯片上一開始嵌入的是幾百個晶體管,后來發展到了數千個、數百萬個晶體管——這大幅降低了計算機的成本、擴展了它的能力,而在過去要做到這一點,最初要依靠很容易就過熱的大個真空電子管,后來則要靠單個晶體管組成的陣列。格魯夫的團隊還成功地去除了硅芯片中的雜質鈉,從而降低了晶體管的不穩定性。

舊金山附近突然發展起來的計算機軟硬件公司對硅的廣泛使用,讓這塊地方有了“硅谷”的稱謂。1968 年,格魯夫加入了英特爾,當時它是一家新成立的半導體生產商,也是硅谷的領軍企業。英特爾是由仙童(Fairchild)半導體的前員工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高登·摩爾(Gordon Moore)創立的,主要業務是為大型主機計算機供應存儲芯片。格魯夫被派去分管工廠生產,并很快成了一名眾所周知的、精力充沛的管理者。

英特爾高負荷的工作狀態部分源于摩爾定律(Moore’s law)——它是以摩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因為摩爾假設認為,每隔 18 個月,微芯片的運算能力就會翻倍,而價格則會打對折,從而讓舊的芯片以及使用舊芯片的計算機變得過時。為了滿足市場對新一代芯片如饑似渴的需求,格魯夫堅持讓英特爾的員工把多加幾個小時的班作為了常態。

會議都很簡短,討論都很熱烈。2002 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寫道:“安迪·格魯夫在英特爾打造出了一種名為‘創造性對抗’的理念。從本質上講,這個詞是說員工最好能參與到大聲的爭吵中去,從而迅速地解決問題。”但這些爭吵大部分都是由格魯夫完成的,1984 年,他被《財富》雜志稱為美國最強硬的老板之一。

當工程師和高管的回答讓他感到憤怒的時候,格魯夫會一把扯掉他戴著的那個臃腫的、像耳機一樣的助聽器,并把它摔到桌子上。(在做了 6 次手術之后,他在中年時最終恢復了聽力。)在 2004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中,當時還是他在英特爾的同事、后來接任他成為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克雷格·貝瑞特(Craig Barrett)說,格魯夫的管理風格“就是拿個什么小東西砸到你的頭上”。

2001 年,格魯夫和微軟的比爾·蓋茨以及各種新款和舊款個人電腦在一起。

但那些在這種令人精疲力盡的工作節奏中挺過來的人都獲得了足夠多的回報。當英特爾的市值在 2000 年超過 5000 億美元時,數千名英特爾的員工通過行使期權成為了百萬富翁。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承認,格魯夫專橫的管理帶領著英特爾度過了通常會讓其他硅谷公司倒閉的危機。

度過危機

公司遇到的第一次大的危機是從 1970 年代末開始的,它與當時高品質但更便宜的日本內存芯片的成長有關。格魯夫沒有通過裁員來削減成本,而是要求英特爾的員工每天額外多工作兩小時——不帶薪。幾乎同時,英特爾推出了一款更先進的芯片—— i432 微處理器,公司宣稱,它將重塑計算機的未來。

然而事實證明,它帶來的是一場災難,運行速度比競爭對手慢了 5 到 10 倍。格魯夫在 2001 年接受《連線》(Wired)雜志采訪時承認,問題部分源于他一開始沒能重視微處理器。他說:“我當時正在經營一條原本設計用來生產內存芯片的裝配線,所以我把微處理器看作是討厭的東西。”

但在格魯夫掌舵時,英特爾很快完成了從內存芯片巨頭向微處理器巨頭的轉變。到 1980 年代初,個人電腦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而英特爾的微處理器驅動了 80% 以上的新電腦。當時 IBM 利用微軟為公司的個人電腦提供操作系統,從而讓微軟很快成為了軟件公司新貴,而英特爾和微軟則將徹底重塑整個計算機行業。這兩家公司成了市場上的雙寡頭,被冠以“Wintel”的綽號,它們不僅蠶食了 IBM 在辦公領域的統治地位,而且也讓個人電腦進入了人們的家里。

1994 年,英特爾的勢頭突然被遏制住了,當時公司銷售了數百萬只有缺陷的奔騰(Pentium)微處理器芯片。格魯夫和他的工程師們做出了反應,他們向顧客保證說,這個小故障只會影響最先進的那類計算機處理過程。這一傲慢回應給英特爾帶來了一場公共關系——而且幾乎也同時是財務上的災難,數千個客戶要求英特爾給他們沒有缺陷的芯片,而媒體的報道也在大肆宣傳著他們的不滿。

為了扭轉形勢,格魯夫和英特爾同意花 4.75 億美元替換有缺陷的微處理器。最后,通過把奔騰以及后來的迅馳(Centrino)芯片的名字打造成品牌名稱,使它們像英特爾所驅動的戴爾、蘋果或者索尼電腦一樣,成為公眾所熟知的品牌——而這也大大提升了英特爾的收入。

競爭對手們抱怨說,英特爾制約了微處理器的發展,而微處理器則是半導體市場上迄今為止利潤最豐厚的分支。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全球研究總監李亨奎(Lim Hyung Kyu)在 2004 年接受《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志采訪時說:“這是個專利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英特爾擁有全部的專利。”

其他競爭對手則說,格魯夫曾警告戴爾、康柏(Compaq)和捷威(Gateway)等英特爾公司的大客戶,讓它們不要購買別家的微處理器。在 1997 年發表在《時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英特爾的對手 AMD 的首席執行官杰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說:“在我看來,英特爾是在打擦邊球——有時候還會玩過頭——從而阻止別人向那些公司提供芯片。”

格魯夫一直在英特爾擔任首席執行官的任上一直做到 1998 年,后來他又去當了董事局主席,直到 2005 年。即使在英特爾進入互聯網時代時,他也并沒有放慢公司的節奏。1997 年是互聯網時代的巔峰時期,他曾表示:“我們現在的生活遵照的是互聯網時間,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網絡時代的俄克拉荷馬圈地運動(Oklahoma land rush)開始了。”

在他 50 幾歲的時候,格魯夫公開向前列腺癌發起了抗爭,并取得了成功。 2000 年,他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綜合癥。

格魯夫經常堅持說,他從來都不會在意那些對他管理風險和業務策略的輕蔑批評,而且他也不為他的遺產擔心。2001 年,他在接受《連線》雜志的一個長期采訪時說:“我擁有了一段美妙的人生,至于我死了十年之后別人會怎么寫我——誰會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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